1 .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卷一四九记载“……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，西至原渭，二千余里，人马精动，惯习战斗，与汉界相附……。”
2.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八五“夏人所恃以强国者，山界部落数万之众耳。”《东都事略·西夏传》“初夏国恃横山诸族帐强劲善战，故用以抗中国”。
3.元丰五年筑永乐城，西夏认为“以为此城不争，则横山为汉有，灵夏为存亡所系要害，以死拒之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兵八之二十八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○○记载当时人曾布分析军事形势时指出：“西入之来……每于横山聚兵就粮，因以犯塞，稍入我境，必有所获，此西人所以常获利。今天都、横山尽为我有，则遂以沙漠为界，彼无聚兵就粮之地，其欲犯塞难矣！”
4.这六条道路的名称见，宋曾公亮主编的《武经总要》前集。
5.见《宋史》徐禧传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二八“寨之大者，城围九百步，小者五百步……。堡之大者城围二百步，小者百步。”
6.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二九。
7.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四九“窃计陕西四路之兵，几三十万人，非不及也，然分守城寨，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。”
8.《宋史》卷一八七兵志一，元符二年“四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言：“本路新展定边城，比之横山兴平等处城寨尤深，乞增置住营马军藩落，步军保捷”……又鄜延路总管司言：“本路新筑米脂等八堡寨，台增置士兵马步军，皆从之。”《宋史》卷一八八兵志二“……而鄜延五路又有蕃汉弓箭手，亦各附诸将而分隶焉。”
9.《宋会要辑槁》方舆八（熙宁元年）七月五日诏秦州新筑大甘谷口寨城，赐名甘谷城，置知城监押守焉”。《宋会要辑稿》，兵二十七“镇戎军……西北创有三川、定川、刘璠等寨。……其寨主、监押，当令本路主帅举辟材勇班行。”
10.《宋史·种世衡传》，记载宋仁宗时种世衡筑清涧城“右可固延安之势，左可致河东之粟，北可图银夏之旧”这对西夏自然有很大威胁，所以“夏人屡出争，世衡目战且城之”。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记载范仲淹修建大顺城时，西夏“以三万骑来战”。后来大顺城建成后，西夏不敢犯白豹城和全汤城，甚至连环庆也少战争，宋神宗元丰年中徐禧修筑的永乐城，地当无定河和永乐川口，三面阻岸，形势险固不仅控制着无定河通往宥州的道路，而且还可以拱卫米脂寨和绥德城，所以西夏倾国而至来破坏永乐城（见《宋史·徐禧传》）。
11.见《东都事略》卷五九范仲淹传。
12.《宋史》卷八十五地埋志一“自（绍圣）三年秋八月讫元符二年冬，凡陕西、河东建州一、军二、关三、城九、寨二十八”并记载着州、军、关、城、寨的名称。
13.《宋·章■传》。
14.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一四“自前年复葭芦，去年筑神泉，今年筑乌龙，通接鄜延，稍相屏蔽。今又北自银城，南自神泉，幅员数百里间，楼橹相望，鸡犬相闻，横山之腴，尽复汉土，斥堠所及，深入不毛，秦晋士马，更为声援，自此岚（州）石（州）遂为次边，麟府不为孤绝。”这是1099年河东路筑寨的情况。
15.据《宋史》，卷八十七地理志三统计。与《元丰九城志》所记不同。如秦州，《宋史》地理志照录。《元丰九城志》所记的秦州监一，城二，寨七，堡三外，又增加了秦州所属的成纪、陇城、清水三县的七十五个寨和一个城，另二个堡及六个寨。
16.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四九，记载韩琦，范仲淹的话“窃计陕西四路之兵，几三十万，非不及也，然分守城寨，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，坐食刍粮，不敢轻动，并不知贼果犯何路，其备常如寇至。”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○四记载欧阳修的话“庆历御边之备，东起麟府，西尽秦陇，地长二千余里，分为路者五，而分为州为军二十有四，而军州分为寨为城为堡者又几二百，皆需列兵而守之。故吾兵虽多，不得不分，所分既多，不得不寡……。彼众虽寡，聚之为多，以彼之多，击吾之寡，不得不败也。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……使我处处为备，常如敌至。”
17.《萝溪笔读》卷十一“……予曾亲见攻城，若马面长，则可反射城下，攻者兼密，则矢石相及，敌人至城下，则四面矢石临之，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，乃为良法。今边城虽厚，而马面极短且疏，若敌人到城下，则城虽厚，终为危道。其间更多■其角，谓之团敌，此尤无益……
18.修建堡寨动用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极为艰巨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二八载徐禧等疏谓一寨用工约十三万余，一堡用工约万三千。当徐禧修永乐城时出动二十万人，内有延州蕃汉兵八万，役夫荷粮者倍之（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二九及《宋史》徐禧传）。每次堡寨修建时用的器具木材自不必说，修建完工后，朝廷赏赐修筑的人员如《宋会要辑稿》方域八所载元符二年五月十四日“胡宗回言：筑白豹城寨毕工，诏入役汉蕃兵人各赐银有差。”又元符二年五月廿七日环庆路言：进筑骆驼巷城毕工，诏赐工役兵民钱有差。”如果因搬运粮草及工役身死者“每一人赠钱二贯文，弓箭手寨户亦依此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方域八熙宁元年八月十三日）
19.《宋会要辑稿》兵二十七庆历四年韩琦奏请罢筑水洛城。
20.见《宋史》卷四八六，夏国传下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三四，记庆历元年的诏书“陕西用兵以来，本路所入税务及内库所出，留两川上供金帛不可胜记，而犹军储未备。”另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四○庆历三年（公元1043）权三司使事王尧臣将陕西、河北、河东三路用兵前后财赋收入与支出状况作了统计：“宝元元年未用兵，三路出入钱帛粮草：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，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；河北入二千一十四万，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；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，出八百五十九万。用兵后，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，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；河北入二千七百四十五万，出二千五百五十二万；河东入一千一百七十六万，出一千三百三万。”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河北，河东变化不大，但陕西用兵后，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，而支出却增加了一倍以上。这还是北宋中期的情况，后来支出就更大了。
21.岳柯《桯史》卷十四，陈了翁始末。